[16] 这篇讲演录由蓝江教授翻译成中文。

[3]郝铁川：《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化》，载《东方法学》2022年第1期。[8]何勤华：《中国法学史（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03页。

[69]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求是》2021年第5期。只有经由法官解释和表述的法律规范是清晰的并且是契合了公民期待可能性时，一个国家的现实法律秩序才真正具备规范性根基，则文义解释之于现代法律秩序的达成就具有了构成性意义。如此一来，对中华法系立法文义解释的检视和探讨，就只能以法律答问和唐律疏议为对象展开，尤其是后者，将是我们研讨中华法系法律解释方法所能凭借的主要律典文本。[37]参见周光庆：《由中国训诂学走向中国解释学》，载《长江学术》2009年第3期。中国进入成文法时代后，如果说法经是第一部封建法典，那么秦律是中华法系的第一部律，具有原发性。

[48]例如，关于唐律疏议·名例中的大不敬罪，对于何谓大不敬，疏议结合儒家义理和礼教精神作出了解释：礼者，敬之本。唐律的制定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儒家义理与礼教思想对之浸淫颇深，此即唐律疏议名例律疏所谓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47]唐律因而被后人称誉为是一部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的划时代律典。在这些教师当中，胡林翼的影响最大，在张之洞以后的政治生涯中这位老师成了他的一面镜子，其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和高尚的人格影响了他一生，至死不忘。

由此可以看出，张之洞处理问题的方式迂回曲折、周全、审慎。当进入特定场域的实践者（知识者）从事有关符号生产活动，这种实践通常会被误识为超功利的纯粹的科学或真理生产的时候，便会获得符号权力或合法性。[66]张之洞：《致藩司、臬司》《丙午十一月十九日京梁臬司来电》，转引自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254-256页。[11]同前注[7]，迈克尔·格伦菲尔书，第64页。

[24]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页。另一方则年轻气盛，利用这位权重望高的长者来宣传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他还通过身居要职的姐夫鹿传霖联络中央的其他高官对其给予支持，并通过北京的情报很快获悉北京上层的这几位大佬赞同他的主张。他可以举贤不避亲，但亲要以贤为前提。第四重关系是他与新来者——也就是被他的幕友辜鸿铭称作雅各宾主义的激进派——以及保守主义者之间的距离。张之洞的主张既符合立宪原则，更是为了对付袁世凯。

离开这一结构，许多东西就无法正确界定。言行一向审慎的总督坐不住了，无论有用与否，他都得向这位提供信息的人吐露心声： 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尊电亦言勿袭西法皮毛，免贻口实等语。（同前注[5]，冯天瑜、肖川书，第130页。1897年，德国借故强占山东胶州湾（青岛）之后，俄、法、英、日等国先后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中国进一步陷入了被豆剖瓜分的危险境地。

这在官僚阶层中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一个正确的判断或决定的形成建立在对当下理解的基础上，没有充分理解和把握当下各种状况的行动就会走向审慎的对立面——鲁莽和蛮干。

注释: [1]《汉口之贸易与税关收入》，载《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4页。士大夫不再像甲午时力主战议，而是对国家的前途感到了担心，其中的一些人，感到中枢无力。

这是他对自己一生官僚生涯浓缩式的体悟：官场如此复杂，无论运用什么样的心智、谋略，事情终究难以做成。司法改革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司法独立。[26]他们想到了张之洞，寄希望于他在中央核心机构发挥决定性作用。贪昏如故，废弛如故，蒙蔽如故，康党断不能绝。在同僚之间，为了取得一个有利的位置，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他都讲究策略和技巧：竞争不至于撕破脸皮，合作也不等于结成同盟。[55]张之洞中体西用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把西方做了力量与价值的二元化处理。

在这个文本的序言里，他特别强调学的重要性：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16]。但这种生活哪里去找呢？在儒教中肯定找不到。

当时，康有为正以皇帝的名义大肆颁发改革法令。[56] 清廷的新政上谕正是张之洞所期盼的。

[5]真正的圣人君子不是墨守成规的教条主义者，他们既能遵行圣人君子精神，又能根据不同情境灵活处理手边的棘手问题。[47]这之后清廷派黄遵宪处理《时务报》的纠葛。

几天以后，当军机处亲手呈送该书的时候，皇帝当天就下达了上面所说的那道谕旨。其理由就是：既然官制改革是预备立宪的基础，那地方官制的废立都必须围绕预备立宪这个中心进行。先说这道调令涉及的问题。近日武、汉谣言甚多，洋人甚为惊惧，正在多方弹压防护。

最高统治者考虑人事问题的首要原则是忠诚而不是能力，而所谓忠诚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表现得听话而已。在国内，该书在官僚阶层引起的反响自不待言，而且也得到了整个学人阶层的普遍认同，说它代表了当权者和文人学士的看法也不为过。

刘坤一与张之洞这样的能臣尚且如此，其他官僚会如何行动也就可想而知了。此次召张之洞进京，内容非常简单，关键处就是那五个字。

它提醒欧洲读者注意中国在步入进步道路上的这一起点，并表明了北京政府想要达到的目标。张之洞除了具有类似于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功业之外，他还在文化教育上生产了《鞧轩语》和《书目答问》等文化产品。

袁世凯更热心的是中央的改革，极力推动建立责任内阁制。著将所备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此次回任，奉旨俟沙案完竣，地方一律安静，再行来京等因。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

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完璧（perfect），因而会长期囿于未经之途。张之洞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官宦之家，在教育职衔上具有探花的文凭和头衔。

根据新政上谕要求，全国各省督抚在一定期限内，必须分别向朝廷提出具体的改革建议和实施办法。同前注[24]，茅海建书，第32页以下。

这也是当时国外舆论误把《劝学篇》看作是对康有为改革主张表达支持的原因。信息又通过在京参与改革的湖北官员得到确认。